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及阐释路径

　　摘要：经过学者们十多年来的努力耕耘，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不过，这个领域所包含和衍生的一些前提性理论问题，至今尚未得到根本的阐释和解决，这已成为制约这个领域向纵深层面开展的重要因素。有三个前提性理论问题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如何成功破解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对立性或相互无涉性，二是如何准确把握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位置和地位，三是如何全面界定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关系。如果这些前提性理论问题得不到根本的阐释和解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就难以真正获得自我的学术奠基，从而也难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反思性水平。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前提性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

　　作者简介：李佃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近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一个热点领域。经过学者们的努力耕耘，这个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过，有一点必须要承认，这个领域所包含和衍生的一些前提性理论问题，至今尚未得到根本的阐释和解决，这已成为制约这个领域向纵深层面开展的重要因素。在笔者看来，只要这些前提性理论问题得不到根本的阐释和解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就难以真正获得自我的学术奠基，从而也难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反思性水平。基于这种审视，本文聚焦三个前提性问题，并力图给出合理的阐释路径和方案。

　　前提性问题之一：

　　如何成功破解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对立性或相互无涉性

　　毋庸置疑，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结构中，“政治哲学基本上是空缺的”。⑴所以，今天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开辟出政治哲学的学术向度。然而，这项工作所面对的最大困扰之一，就是如何破解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对立性或相互无涉性。按照通常的界定，政治哲学是一门规范性科学，其立论前提是价值论意义上的“应当”，而非事实性意义上的“是”。与之相反，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关乎事实和“是”的理论，价值的维度和“应当”的规范性要素并没有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个界定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在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之间，并不存在打通和会通的可能性，所以，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开辟出政治哲学的向度，就只能将历史唯物主义悬置或屏蔽起来，否则，政治哲学将成为与自身的特质相违背的、不伦不类的东西。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来说，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之间的这种对立性或相互无涉性，表面看来只是一个要不要让历史唯物主义在场的切入点和开展路数的问题，但实则是一个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的要害之处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能被简单地认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毋宁说它应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干和实质，所以，在悬置或屏蔽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说法或“伪命题”，而这个矛盾的说法或“伪命题”只能表明一个基本事实，即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开辟不出政治哲学的学术向度的，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不具有合法性的。由此可见，只要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对立性或相互无涉性得不到实质性的破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就总是会遭受到“合法性”的质疑。

　　在先前的研究中，包括笔者在内的部分学者，从“自然权利”、“市民社会”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视点，尝试探讨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之会通的各种可能性。⑵概括地说，这些尝试性工作的一个主要思路，就是为历史唯物主义赋予一个“应当”的维度，从而找到它与政治哲学之间的交叉点和重合之处。笔者现在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作进一步的阐发，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方案，就是为政治哲学赋予一个“是”的维度。之所以说这个方案是具有挑战性的，是因为无论从政治哲学的理论品格来看，还是从政治哲学的发展史来看，我们似乎都没有太多理由从“是”出发来把握政治哲学。不管人们在概念上对政治哲学作出多少种不同的界定，有一点几乎是公认的，即政治哲学是关于“好生活”和“好社会”的学说，而这个界定也正是政治哲学的理论品格之所在。这里的“好生活”和“好社会”，往往不是对既定生活和既定社会的一种实然描述，而是作为后者可加效仿的模板而提出来的。正是因为如此，政治哲学对于“好生活”和“好社会”的阐释，一般都是在先验意义上进行的，而很少介入到“是”中，这大概也是彰显其理论品格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还是在霍布斯、洛克之后的政治哲学中，这一点都展现得一清二楚。柏拉图是在感性和理性、意见和真理的二元划界中来构筑政治哲学的，对他而言，塑造好生活或好社会的灵感，不是来自于现实感性世界，而纯粹是一种理性层面上的先验证成。霍布斯、洛克之后的近现代政治哲学家，弃绝了对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等古代政治哲学家所崇尚的德性、卓越、永恒等超越性价值的追求，转而为权利、自由、平等、公正、法等现实性价值作规范性的辩护。但总体来看，近现代政治哲学家的一个主导性理论思路，还是在抽象的规范性概念框架中（契约论传统最为典型）来讲述什么是好生活或好社会的问题，而很少去实际地考察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矛盾。

　　实际上，政治哲学家们虽然大都是在“应当”而非“是”的界面上来论证的，但他们并不是要提供一个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完全无关的观念模型，而是用“应当”来改进或塑造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显而易见，这个由“应当”所改进或塑造的生活世界，必然是一个同质化的、无矛盾的、具有一劳永逸性的世界。问题就在于，现实生活世界往往具有流变性、异质性、层级性、矛盾叠加性的特点，它不仅无法用“应当”所塑造的同质化的世界来加以描述，而且也不可还原为这个同质化的世界。从这一点来看，政治哲学要真正彰显其固有的规范性力量以及追求好生活和好社会的理论品格，恰恰不能满足于单纯“应当”意义上的证成和建构，而应时刻保持对于现实世界的敞开性，亦即应实质性地确立起一个“是”的维度。对于这个问题，黑格尔在《小逻辑》的“导言”中，曾作过一个深刻的说明。他说道：“惯于运用理智的人特别喜欢把理念和现实分离开，他们把理智的抽象作用所产生的梦想当成真实可靠，以命令式的‘应当’自夸，并且尤其喜欢在政治领域中去规定‘应当’。这个世界好像是在静候他们的睿智，以便向他们学习什么是应当的，但又是这个世界所未曾达到的。因为，如果这个世界已经达到了‘应当如此’的程度，哪里还有他们表现其老成深虑的余地呢？如果将理智所提出的‘应当’，用来反对外表的琐屑的变幻事物、社会状况、典章制度等等，那么在某一时期，在特殊范围内，倒还可以有相当大的重要性，甚至还可以是正确的。而且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难发现许多不正当不合理想的现状。因为谁没有一些聪明去发现在他们周围的事物中，有许多东西事实上没有达到应该如此的地步呢？但是，如果把能够指出周围琐屑事物的不满处与应当处的这一点聪明，便当成在讨论哲学这门科学上的问题，那就错了。哲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理念，而理念并不会软弱无力到永远只是应当如此，而不是真实如此的程度。所以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现实性，而前面所说的那些事物、社会状况、典章制度等等，只不过是现实性的浅显外在的方面而已。”⑶由这个说明可知，黑格尔并不接受柏拉图以来的政治哲学家们仅从“应当”这个软弱无力的层面来构制好生活和好社会的一贯套路，他的真正主张，就是以“真实如此”的“现实性”为对象来开展政治哲学的研究。更为深刻的是，黑格尔在这里所讲的“现实性”，并不是经验性的现象世界，而是代表真理和本质的实体世界，各种琐屑的事物、社会状况和典章制度等经验性的东西，都只是这个实体世界的外在显现。这就告诉我们，如果说黑格尔已经为政治哲学赋予了一个“是”的维度，那么这个维度并不是各种经验现象的集合，而正是从经验现象背后所折射出来或统摄经验现象的实体世界和本质世界。与此同时，这个“是”的维度并不构成对“应当”的消解，毋宁说，黑格尔是要求将“应当”提升到实体的高度来加以对待，从而使之成为符合现实性的东西，而不是使之成为以自身为最终根据、自己为自己立法的纯粹抽象的东西。事实上，黑格尔的这种思考，也正是他在《法哲学原理》中构建政治哲学的前提和基本框架。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并没有从先验的自然法的视角，来重复霍布斯、洛克以来的政治哲学家所讨论的规范性议题，如权利、自由、法等，而是通过追溯这些议题的现实历史根基——市民社会，来从整体上对之作统合性的考察。黑格尔构建政治哲学的这种独特方式，不仅呈现了他所认定的实体世界和本质世界，而且也在一定意义上避免了“应当”的好生活和好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的错位和断裂。

　　按照“精神现象学”，特别是“实体即主体”这个论断，黑格尔的实体概念归根结底是一个展开了的历史概念，其基本意旨，是要探寻和揭示作为“事情自身”的历史本质。然而，由于黑格尔所设定的是思维和存在相同质的理论结构，所以，他对于历史之本质的揭示乃是不彻底的，逻辑的东西最后成了历史的主宰者，而历史中最粗糙、最鲜活、最真实的东西，则被严严实实地遮蔽了起来。据此而论，黑格尔为政治哲学所赋予的“是”的维度，其实并没有如其所愿地达到“真实如此”的程度，这也决定了他的政治哲学固然比以纯粹的“应当”为前提的政治哲学更具有现实性和更深刻，但在对现实社会最深层矛盾的反思和把握上，依然还是存在不足的。无疑，政治哲学要根本性地改变这个状况，就只有将思维的触角切实地伸向最本初、最真实的社会关系，这就有赖于一个最彻底的“是”的维度的确立，而历史唯物主义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是”的维度。

　　不论我们在何种意义上为历史唯物主义赋予规范性的要素和“应当”的维度，都要承认这是一个伟大的关于“是”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些决定论的公式，而在于极为根本、极为深刻地切近了“事情本身”，从而既透彻地揭示了历史的本质，也明白无误地揭示了洞察历史本质的思维路向和方法论前提。这样来看，历史唯物主义所提供的“是”的维度，正是政治哲学最需要确立的一个思维视角。这一点，对于理解、阐释和构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具有重大意义。其实，马克思既没有否弃霍布斯、洛克以来的政治哲学所讲的那些基本问题，如权利、自由、平等、公正等，也没有祛除它们本有的规范性意蕴，他与之前的政治哲学家相比的一个重大改换，就是比黑格尔更为彻底地批判了讲述这些政治哲学问题的先验方式和纯粹“应当”性，从而将这些问题置于现实历史和社会关系的框架中予以阐释。在此意义上，试图从马克思的文本中提取纯粹的规范性要素和“应当”，必然是不可能的。相反，只有在马克思对现实历史和社会关系的考察中，我们才可能把握到他对于规范性问题的论述。所以，问题的实质在于，马克思必然是有政治哲学的，而其政治哲学又必然不可能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的一个独立自存的部分。毋宁说，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正是因为获得了由历史唯物主义所提供的“是”的维度的奠基，才具有了其实质的规定性和坚实的内容，这与柏拉图以来基于纯粹“应当”的政治哲学传统显然存在根本分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不仅没有由此而疏远政治哲学之诉求好生活和好社会的理论品格，相反，这一理论品格正是由于获得了“是”的奠基而没有下降为空洞的规范性口号，这与马克思所提出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显然是一致的。如果这深刻表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乃是一种将事实性与规范性、是与应当浑然融为一体的理论形式，那么这同时也告诉我们，悬置或屏蔽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是阐释和构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合法前提，因而也根本不可能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开辟政治哲学向度的有效门径。显而易见，我们只有为政治哲学切实地赋予“是”的维度，破解其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对立性或相互无涉性，这些工作才有可能实质性地展开，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也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