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解密与批判性研究

　　资本主义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纳入到资本的逻辑中，进而造成资本对社会的全面操控，也为资本主义构建新的帝国霸权提供了“良好”条件。这个问题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意识到的，需要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提出资本主义研究的中国话语范式。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开始，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就成为其理论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目的就是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构建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的两本最为经典的文献，马克思在其中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提出了“两个必然”的论断，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资本主义提供了基本的观点和方向。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学习研究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积极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直接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

　　深度切入西方社会现实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长达9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形成了理论观点各不相同的诸多流派。但是不管是哪一个时期，不管是哪一个流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研究都成为其主要内容。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以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了揭示欧洲革命失败的原因，探索适合欧洲革命的道路，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构建了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列宁主义的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形态。他们注重从总体性的角度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更加重视从哲学和文化意识形态层面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这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转向。这种文化批判转向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即文化领域已经完全受资本逻辑操控并为其实现利润最大化。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30—60年代末，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流派。他们试图将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文本同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联系起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他们对西方社会中出现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从哲学上进行了反思，深入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启蒙精神、工具理性、经济理性、科学技术、大众文化、消费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危机和完全异化，揭露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期深度切入西方社会现实，与激进的左派运动深度合作，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潮。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个时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生分化的时期。除了先前的流派内部出现分化，还形成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等众多流派。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产生危机的分析，重点关注科技异化、生态危机、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等问题。后来其理论关注点逐渐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对微观领域的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这使得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更加精细化和全面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呈现出裂变与整合的发展趋势。

　　围绕现实问题展开批判模式

　　围绕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消费、生态、意识形态、技术、全球化、现代性等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批判、消费社会批判、晚期资本主义批判、全球资本主义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技术资本主义批判等批判模式。这些批判模式实质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认识。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规律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凝固的结构，而是一个不断变动的空间结构，只要资本主义不终结，对于资本主义的解密和批判就不会停止。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旨趣。面对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金融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始于21世纪初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使得人们不约而同地转向马克思主义，希望能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解决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答案。因此，如何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新时代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特点，回应西方右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诘难和攻击，彰显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当代价值就尤为重要。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根据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反对所谓“历史的终结”，力图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全新的批判性分析。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围绕西方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展开研究，他们将当代资本主义称为赌场资本主义、债务资本主义、灾难资本主义、技术资本主义等，从不同方面和层次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和特征，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研究。他们开展了对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等，深入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是如何在资本逻辑的操控下实现了空间的扩张和霸权。一方面，他们专注于微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深入劳动群众的日常生活，详细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另一方面，他们围绕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从劳动、工作、医疗、教育、科技、消费、生态、国家、文化等多个层面对资本主义展开了总体性批判。在此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的“两个必然”论断的科学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应该说，习近平总书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和主要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在面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操控解释为单向度社会、景观社会和消费社会，其解决办法仍然是在资本主义内部进行调整。在面对资本逻辑主张资本的积累、增殖和利润的最大化，以及利润的最大化势必促使资本家一切以利润的多少来衡量社会价值等深层问题时，他们的解释和解决办法就显得十分乏力。可以说，资本主义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纳入资本的逻辑中，进而造成资本对社会的全面操控，也为资本主义构建新的帝国霸权提供了“良好”条件。这个问题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意识到的，需要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提出资本主义研究的中国话语范式。

　　（作者单位：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