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的学术眼光”激活“新的史料”

　　纵观近年来的各类课题立项情况，文献资料整理类的研究项目呈现增长态势，不过，其中不少整理类项目虽挂研究之名，却往往只侧重整理，而忽略理论研究。文献整理是否需要理论，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有着怎样的关系？就相关话题，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葛桂录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的采访。

　　记者：近年来在各类课题项目中，屡屡见到涉及人文学科不同领域的文献资料整理类项目，从学术史和当下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双重意义上来说，当代学界不同人文学科领域开展的文献资料整理类研究工作有着怎样的价值和必要？

　　葛桂录：是的。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等资助了不少大型文献资料整理类的研究项目。我本人已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英文学关系史料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英文学交流系年》（2卷本）、《英国汉学三大家年谱》等，都侧重于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这样的资助方向是对的，这些成果是学者多年的持续积累，体量较大，需要大量精力与研究经费的投入。要想创立人文科学研究的中国特色和拥有学术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必须在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方面投入精力。真正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们坚信：没有史料的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史料的支撑，构不成学术的大厦。

　　文献史料的发现与整理，不仅是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同时也意味着学术创新的孕育与发动，其学术价值不容低估。应该说独立的文献准备，是独到的学术创见的基础，充分掌握并严肃运用文献，是每一个人文科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

　　一般而言，在人文学科研究领域内，比较讲究文献资料的提供。由此推论，衡量一部研究论著的学术意义，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你给本领域本学科提供了多少新资料、新文献，进而引发多少新问题，展现多少“新的学术眼光”？20世纪初以来，我们各种新学科群的建立，往往得益于极其重要的新史料的发现及新问题的提出。

　　当然，新材料的发现带有一定偶然性。研究者们更难将自己的研究工作全部寄于新材料的发现上。在新的思路下，有些资料，它会从边缘的、不受重视的角落，变成重要的、中心的资料。于是有些最常见、最一般、最现成的资料，当你用新的观念去阅读时，它便成了新资料，能够给别人提供新的东西，此即钱理群所谓“新的学术眼光”被激活的“新的史料”。

　　同样，文献史料的搜集、鉴辨、理解与运用，是一切人文科学研究的基础学术工程。它有助于我们清晰地还原人文科学的历史进程，也是建构科学的方法论与良好学术风气的重要保证。只有重视基础学术工程，才能使学术研究真正具有科学性、实证性。因此，追求原典性文献的实证研究仍是研究者不可懈怠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