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献方言学及研究再思

　　方言和普通话是现代汉语研究的两轮，从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上讲，研究汉语方言，是对子孙负责，对民族语言、民族文化负责的一件大事，是民族语言发展、历史文化传承、民族文化现代化的需要，也是我们这一代语言工作者的重要责任。汉语方言研究可以助推语言工程的开展，壮大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李宇明认为，“语言强弱不仅是国家强弱盛衰的象征，而且语言也会促进国家的发展强大。”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他的存在证明着文化的多样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种方言都是一座“金字塔”。保护与收集方言与推广普通话并不矛盾。研究方言和雅言对国家的文化安全战略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对汉语方言，学界有两种相反的态度：一为主“统”，一为主“保”。二者之争并不自今日始，有泾有渭，有时甚至势同水火。在笔者看来，无论“统”还是“保”，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应该得到尊重，如方言的产生与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语言一定会分化为方言；旧的方言消亡了，新的方言还会出现；从发生学上看，普通话也是方言；语言不灭，方言不灭；方言研究要从时间延续性和空间延展性切入，历时研究不离共时描写，共时研究不离历史追溯，等等。

　　从当前研究情况看，由于种种原因，语言研究中重雅言轻方言的现象较为突出。笔者认为，应进一步加强方言尤其是文献方言的研究。文献方言研究，无论成果质量还是数量，不仅较之雅言研究大为逊色，就是与现代汉语方言调查相比，也非常薄弱。这极大地妨碍了语言研究整体的进一步深入。朱德熙说：“就我国国内来说，研究现代汉语的人往往只研究普通话，不但不关心历史，把方言研究也看成隔行。画地为牢，不愿越雷池一步。这不管对本人说，还是对学术发展来说，都不是好事。”因为不少方言在未来的几十年会消失殆尽，抢救、开发和保护迫在眉睫。国家已经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建议设立各地方言的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让纯正方言不致随时间流逝而湮灭，这是具有高瞻远瞩的重要决策。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示：“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近年来我国学界加强了对方言的学术研究，仅以2010年以来先后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为例，涉及汉语方言研究的就有十四五项。

　　笔者在《汉语文献方言学及研究》（《中国语言学》第四辑，2010年）一文中曾就历代文献中汉语方言的价值、研究意义、研究传统、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方法与原则做了初步的讨论，但还没有涉及现代汉语的方言。这里认为，从学术研究视角出发，在推广普通话的语言政策语境下，方言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且在国家与民族文明进程中有着巨大的力量。

　　其一，顽强的生命力。研究现代汉语方言时，我们每每可以在古代文献中找到它的早期形式。秦始皇能统一文字，但没有能够统一语言，口语里的方言通过文献保留下来。一百多年前，刘师培在《警钟日报》（1904）撰文认为：“三代以前，各邦之中，皆有特别之文字矣。故《公羊》多齐言，《离骚》多楚语（些字之类），而六经之言，亦有出于方言者。”又在《文说》（1906）中认为：“古人作文，多用方音，《公羊》侈用齐言，《离骚》亦征楚语……故征之古昔，楚臣以土风协乐；验之近代，宋人以里语入词。” 可见文献语言是雅言与方言的混合体。书面语、口语、雅言、方言纵横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书面语以雅言为主，但保留着方言的成分；口语以各地方言为主，又有雅言的共性。方言和雅言，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的方言，多是过往的雅言；前代的方言，后代也可变成雅言。雅言的基础又都是方言，无方言，不语言。远一点，《诗经·国风》来自各地，方言色彩很浓，但到了秦汉，就成为标准的雅言；《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金瓶梅》等以官话方言写成，亦有不少的地域方言。现代汉语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现代典范的白话文著作如鲁迅、郭沫若、老舍、赵树理、孙犁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方言的生命力；当代像贾平凹、陈忠实、路遥、莫言的作品中也有大量的方言现象。既然现当代文献中也有方言，那它们理当成为文献方言学的研究对象。活的方言必定会反映到书面文献中，而且随时代发展而发展。例如目前为人们广泛使用的网络语言，究其实质，就是语言的一种变体，它主要是社会方言，又有地域方言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