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

机构地区： 中山大学

出　　处：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2023年第3期22-31,共10页

摘　　要： 1925年11月3日、6日,鲁迅分别完成了其《彷徨》集子中的末两篇小说《弟兄》和《离婚》,而这两篇的主题都有痛苦情感(亲情、婚恋)的积淀与悲剧意味,当然也可能在作者的主体介入中掺入了预设成分,让人感觉到新旧元素结合的社会语境下传统伦理的强大以及压抑气质。相当耐人寻味的是,在堪称汗牛充栋的鲁迅研究(尤其是《呐喊》《彷徨》)中,对《弟兄》一篇的关注出人意料地稀少,且在既有论述中不乏严苛的批评、热烈的争议乃至误读,值得我们认真探勘。如果罔顾鲁迅小说虚构的现实语境基础,不将有关小说解读安放在鲁迅先生思想发展的历程上进行点面结合的把控,而更强调其单篇文本的诗学/诗人性,我们似乎很容易如李长之(1910-1978)一样认为鲁迅有几篇作品写得很坏——包括《呐喊》里的《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端午节》与《彷徨》里的《在酒楼上》《肥皂》《弟兄》,它们“写得特别坏,坏到不可原谅的地步”^(①)。但实际上,李长之25岁时对于《弟兄》的判断也有其缺憾,既整体上相对简单化了鲁迅先生的角色,同时在具体文本解读上也忽略了其文学内涵的复杂性。

关 键 词： 彷徨 弟兄 一件小事 李长之 呐喊 鲁迅研究 离婚 悲剧意味

领　　域： [文学—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