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师： 葛诗利

授予学位： 硕士

作　　者： (）;

机构地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摘　　要： 如何构建并传播良好的国家形象,成为了近来备受瞩目的一个课题,各类形象研究也因此不断增加。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与跨文化形象研究的课题息息相关。因此,研究国家形象的形象学与翻译学逐渐有互联互通的趋势。形象学认为,异国形象的形成与传播具有社会历史意义,形象的塑造者对客体形象的描绘与传播难免受到自身的社会历史环境影响。本文旨在探索《喜福会》中译后,日军这一他者形象在不同时期的三个中译本中发生了什么变异,为何变异且各个译本中体现的变异有何不同。本文主要是描述性研究及对比研究,采用了文献法和比较法。本文的研究框架如下:首先,本文根据巴柔的形象解构框架对原文中的形象及译文中的形象从词汇层面,语境结构层面及叙事层面进行解构。利用合作原则对比译本与原文在各个层面的不同,总结形象发生了什么变异,如何变异。对比过程中,本文通过观察译文如何在原文的词汇层面,语境结构层面及叙事结构层面上违背合作原则,并由此推导形象的变异。总结出形象的变异后,本文根据译文所处背景的社会集体想象,社会历史环境及译者个人因素分析,进而做出解释。本文发现,三个译本都违背了合作原则中的量原则,在字面上显化了原文的日军形象,这种字面显化是由于英语语言习惯不同,以及作者为实现文本连贯,为读者提供清晰明了的阅读体验而致。除此之外,1992年及2006年的程译本在词层面,叙事结构中的人物关系及情节层面违背了质的原则与方式原则,强化了日军形象中的残暴和令人憎恨的特质。2006年的程译本强化的程度更强。另外,2006年的程译本将原译文中预设的形象变异成中国对日军固有的刻板印象,违背了质的原则。翻译上,本文发现,违背质的原则更容易产生原文没有的新内涵与新信�

关 键 词： 形象学 形象 变异 喜福会 翻译 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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