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陈居渊）;

机构地区：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出　　处： 《中国哲学史》 2017年第3期30-35,43,共7页

摘　　要： 在晚明的学术思想史上，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作为儒家经典的《孝经》，在经过了汉魏的“迹相祖述，殆且百家”和唐以来“普天之下，罔不欣戴”而呈现出人人必读的炽热场景之后，随着宋明理学的别开生面，“四书”地位的不断上升，其崇高的学术地位，在人们心目中日趋淡化，与其它儒家经典相比，事实上《孝经》已等同于家塾童子的启蒙课本。时至晚明，《孝经》不仅得到了政府官方的积极提倡，而且也再度成为学人争相研索的对象，学者重新汇集、考订、诠释《孝经》成为一种时髦，从而在学界出现了一股异乎寻常的“孝经热”，其中堪称代表而又具特色的便是晚明学者吕维祺编撰的《孝经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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