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师: 韩胜飞
学科专业: B0205
授予学位: 硕士
作 者: ;
机构地区: 华南理工大学
摘 要: 本文的目的是结合对中国电信业开放现状以及印度和美国两个典型国家电信业开放经验的分析,对基础电信业FDI壁垒进行量化估计,建立包括政策和非政策性因素的综合壁垒指数,分析、比较各项壁垒的权重与评分,客观评价我国基础电信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入世后开放程度的变化。文章扩展Warren (2000)提出的电信业FDI壁垒指数计算方法,基于调研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将调研发现的重要政策与非政策性因素同时纳入量化框架,测算综合壁垒指数。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1)我国加入WTO后电信增值业务开放成效显著,印度和美国电信业开放和改革的经验与效果也显示了电信业开放的积极作用,电信技术的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环境为基础电信业开放提供了有利时机,我国可以在对外资合理规制的框架下,通过进一步开放引入市场竞争、提升行业竞争力。(2)入世后我国对外资进入电信基础业务的政策性限制有了较大幅度的降低,市场竞争度和外资股权比例提高,因此其直接影响相对减弱,但其综合影响力依然较高,仍是扩大开放的关键之一。(3)随着政策层面的开放,隐性障碍无论在非歧视或歧视性壁垒中评分都是最低的,说明随着政策层面的限制降低,各种隐性因素的影响开始凸显,如果仅衡量政策性壁垒,势必导致对实际开放度的过高估计,并产生决策盲点。(4)在隐性壁垒中,‘股权限制造成的心理影响’与‘投资成本和风险’已成为对外资进入直接影响最显著的因素;‘行业立法滞后’、‘审批歧视’和‘国际化程度’为对FDI影响的次要因素,很大程度上也说明具有国家垄断特点的市场结构是扩大开放的关键所在。(5)入世十年来,虽然政策层面的限制显著降低,但综合壁垒指数显示,行业的整体开放度提高有限,主要原因是存在重要的隐性障碍。最后,文章根据上述结论,为政府进一步利用FDI提升电信业发展水平提出针对性建议。
分 类 号: [F626]
领 域: [经济管理]